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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農民(桑德)

2020-2-26 12:31| 發布者:cphoto| 查看:668| 評論:0|來自:網絡

摘要:奧古斯都·桑德:年輕的農民1910年,奧古斯都·桑德(1876-1964年)開始嘗試為身邊的農民系統性地拍攝肖像并使之類別化。這個項目完全由他一人發起和負擔,只得到了德國萊茵蘭地區畫家朋友們的支持。之后,他的《時 ...
奧古斯都·桑德:年輕的農民
1910年,奧古斯都·桑德(1876-1964年)開始嘗試為身邊的農民系統性地拍攝肖像并使之類別化。這個項目完全由他一人發起和負擔,只得到了德國萊茵蘭地區畫家朋友們的支持。之后,他的《時代的面孔》一書被判違法,在1936年被納粹當局銷毀了部分。但這個雄心勃勃的項目今天被列為攝影“新客觀主義”(The New Objectivity) 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

田間的三個紳士 桑德作品
年輕的農民 1914年
奧古斯都·桑德將這張照片命名為《年輕的農民·1914》,標明了照片的拍攝時間和拍攝對象的社會身份。沒有人知道這三個年輕人從哪兒來,到哪兒去?他們是兄弟、朋友,還是鄰居?通常認為,這三人正在去鎮上參加舞會的路上——這個猜測看起來確也合情合理。大概只有這樣的理由會讓這些“年輕的農民”從衣柜里拿出深色套裝,精心梳洗打扮自己。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他們的目的地一致。但在這一刻,他們停下來,轉過身,看向我們,就像有人在指揮——這使我們意識到另一個人的存在,一個拍照時也在現場但看不見的人:相機背后的人。


這張照片一眼看去似乎是“抓拍”的,但其實是對場景精心構建的結果。也許桑德和他們預先交談以進行引導。也就是說,他和這些年輕的農民選了照片中的地點,決定來張合影,甚至這本身就是一個特別選定的日子和時刻。

桑德生于1876年,是德國西格蘭地區一個礦廠木匠和小農民的兒子。在從事專業攝影的早年,他極為推崇用一種畫家熱衷的藝術風格進行拍攝。至1910年搬到科隆時,他轉而追求“精確攝影”,不采用任何柔化、潤色等手法修飾畫面。這些原則被貫徹至他的商業攝影與那部設想宏大的作品《20世紀的人》(People of the 20th Century)中!20世紀的人》一直被視為上世紀20年代新客觀主義攝影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拍攝《年輕的農民》時,奧古斯都·桑德38歲。其時他在社會上已然享有盛譽,和雨果·艾爾福斯(Hugo Erfurth)、雨果·施莫爾茨(Hugo Schmolz)一同被視為德國科隆(Cologne)最杰出的攝影師。

他很快走出科隆,拓展自己的顧客。之后他在科隆附近的韋斯特瓦爾德(Westerwald)地區有了源源不斷的客戶——這個地方幾乎不會讓他失望,因為桑德自己就出身于一個普通鄉村。很顯然,他與當地農民相處極為和諧。

對于這張照片背后的故事,桑德本人言之甚少。在針對于此的評論和技術解讀中,他總是異常地沉默。

在1959年德國攝影協會(the German Society for Photography)科隆館的展覽上,桑德在人們要求他談談這張照片時,只給出了相機以及化學工藝的技術細節:“埃爾尼曼(Ernemann)干版相機,Luc鏡前快門,無光圈長時間曝光鏡頭:達戈爾(Dagor)、海利亞(Heliar)、天塞(Tessar)……”——他所說的這些在當時并沒有什么不尋常,人們驚嘆的只是出自“藝術家”奧古斯都·桑德之口。

服裝中呈現社會變遷

年輕的母親,中產階級 1926年
桑德的《年輕的農民》(原作尺寸:43/4 x 61/2英寸)有許多古怪矛盾之處。但或許恰是這些特點使得這張照片富有趣味,成為桑德作品中最有名、最常被復制的照片之一。

常常有人說,桑德是在用建筑學的方式構建照片。他給拍攝對象充分的時間,讓他們在一個適當的場景中找感覺。實際上,三個年輕農民的合影奇怪地創造出一個靜態表情與動態表情共存的場景,幾乎帶著點電影感。

一支煙松松地懸垂在左邊農民的唇邊;中間這位的煙則捏在手中;右邊的農民可能已經扔掉了他的煙。左邊年輕人看起來似乎剛剛走進畫面,他手中傾斜的手杖強化了這種印象,而畫面最深處的這位年輕農民則呆立著,手杖垂直地杵在地上。他的目光一動不動,給人頑固的印象,顯出一副想要離開的樣子。

同時代的藝術批評家與理論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曾經深入分析過這張照片,指出它的另一個奇特之處:三個年輕人的深色西裝。

從文化史來看,西裝是資產階級時代的“發明”。宮廷服裝為這種主要在英格蘭發展起來的特殊服裝所取代,這首先反映出社會的深刻變革。西裝的出現,意味著新資產階級精英創造出適合他們的制服:簡單,實用,彰顯平等主義。至少對這些人來說,如同他們精心制作的行頭所顯示的,當時更重要的并非社會威望,而是在資本競爭中獲取財富。

如伯格所說,西裝這種服裝是有錢人社交場合時的著裝,而一個因為艱苦的體力勞動而體格強健的人穿上它,就會給人一種“他好像身體不太協調”的感覺。此外,伯格強調:“沒人逼迫這些農民買這種衣服,前往舞會路上的這三位很明顯為身上的西裝感到自豪!痹诓竦慕庾x中,他們如此穿著甚至帶著某種炫耀的意味——這種態度沒有減輕照片中的矛盾感,反而增添了些諷刺色彩。

廚師 桑的作品
面點師 1928年
十九世紀的真正終結
拍攝這張照片的1914年,無疑是現代史的一個分界點。這一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出版了作品《精神分析運動的歷史》(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杜尚(Duchamp)首次推出了“現成品藝術” (ready-mades)概念,沃爾特·格羅佩斯(Walter Gropius)設計了對現代建筑學十分重要的法古斯工廠(Faguswerk),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發現了“相對論”,查理·卓別林演出了首部電影。

對許多歷史學家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第一年標志著19世紀的真正結束,塑造現代化特征的科技進步、效益與速度、個性流失則開始不斷發展。

大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奧古斯都·桑德將精力轉向一個自己想做的項目,并為此起了個充滿野心的百科全書式的標題,叫《二十世紀的人》。他后來解釋:“人們經常問我,如何想到要創作這部作品?,觀察,思考——這就是答案。用攝影創作一張完全客觀地記錄時代的照片,對我來說再合適不過了!

年輕的農民
1927年
創作系列人像這種想法不算新鮮。納達爾(Nadar)、埃蒂安·卡列特(Etienne Carjat)以及德國攝影師弗朗茲·漢夫施丹格爾(Franz Hanfstaengl)都使用過這個老點子:拍攝當代重要人物的群像。20世紀初,埃爾納·倫德維-德克森(Erna Lendvai-Dircksen) 和埃里!だ灼澙(Erich Retzlaffwere)在拍攝“人民”或做偽種族式的調查拍攝,同時代的海爾瑪·雷斯基(Helmar Lerski)則在他的《平凡的臉》(Ordinary Heads)作品里試驗攝影表現主義的專業概念。

奧古斯都·桑德的想法較他的前輩們則現代得多,他注意到工業化進程中社會發生的巨大變遷,正是在此基礎上開始了對德國人民的民間采風。桑德一直被業界批評沒有按照現代社會學的最新理論來組織他的作品,而是按照一種多少有些過時的模式——職業與階層,將他的民間人物肖像分成七個群體和四十五個專輯。

某些“類型”中的大量代表作,一點都不符合魏瑪共和國的社會現實。實際上,桑德設想的概念里幾乎沒有工人群體,而農民群體被他視為“社會基礎”,很明顯份額過重了。比如,科隆當地的一家報紙直指一幅獵人的肖像為“成熟的博物館之作”,質疑該作品是否真的稱得上是20世紀的代表作品。

也許,從攝影者應持有中立立場這一點看,桑德的這部未竟之作不可避免要遭到挑剔的批評。但從對攝影的貢獻角度來說,它是獨一無二的。

與藝術性的人像攝影不同,桑德的作品并不為了呈現某種內在價值,而是想用攝影手段描述社會現實。農民、手藝人、工人、實業家、官員、貴族、政治家、藝術家、“旅行者”——這是桑德對人物的分類和命名。大多數拍攝對象都是在他最熟悉的萊茵蘭地區找到的,這一點使得他的作品今天看來頗有些地域風情。

桑德在形式上有他自己的一套標準,這并沒有使他的照片類型化,而賦予了它們之間一種相容性。他通常在自然光線下拍照,并將環境設置得好像拍攝對象正在家中似的。他會給人物拍攝全身照,選擇寬廣的畫面,避免過于向上或向下的視角,盡管這種方式當時很流行。

規劃鴻篇巨制的商業先驅

畫家海因里希•赫勒1928年
奧古斯都·桑德首次獲得公眾關注,是在1927年科隆藝術學會的一次展覽上!赌贻p的農民》是否出現在這次展覽上,我們不知道。但是可以確定的是,那些過去受人委托拍攝的肖像舊作,此時被收集起來,并加以挑選,目的就是為了創作其計劃項目中的一個作品集。

此時,桑德引起了出版商庫爾特·沃爾夫(Kurt Wolff)的注意,此人先前已經出版了倫格-帕契(Renger-Patzsch)的作品《世界是美麗的》(The World Is Beautiful),該作品受到高度評價。1929年,《時代的面孔》(Faces of our Time)作為拍攝項目的第一卷出版,桑德意圖成為一位創作鴻篇巨制的商業先驅。

書中的廣告頁寫著,該精選卷“所呈現的僅僅是桑德壯闊的攝影成就之冰山一角。它真正展示的,其實是攝影師抵達其鏡頭前人物內核的能力。他摒棄了人物所有的姿勢與表情,令他們置身于全然真實與普通的畫面中!

《時代的面孔》一書里,《年輕的農民》以整版印刷的形式出現在第六張的位置。也就是說,在這個預計最終包含大約五千張照片的作品集中,《年輕的農民》被桑德選為核心照片之一。

到底是什么導致1936年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黨銷毀這些底片和《時代的面孔》一書,仍然不清楚。戰后桑德沒有最終完成這個他心儀的項目。很明顯,這位當時已七十多歲的攝影師,不再有早年那般旺盛的精力。

盡管如此,桑德余生依然忙于該項目,將舊照片重新進行編排。在這個過程中,公眾對他的興趣與日俱增。1951年和1963年的世界影像博覽會(photokina  exhibits),以及愛德華·史泰欽(Steichen)的“四海一家”(The Family of Man)攝影展(1955),是代表他當代影響力的重要活動。

自該項目設想之初,世界已經變了,這一點逃不過桑德的眼睛。1914年,年輕人的抗議姿態可能會通過香煙或一頂斜歪的帽子來表達。而1945年后,人們嚼口香糖、玩搖滾樂、穿仔褲、短裙,以之為現代精神的標志。從某種意義上說,奧古斯都·桑特已經失去了他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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