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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聰:當視覺缺席,攝影將帶我們走向哪里?

2019-7-29 09:56| 發布者: cphoto| 查看: 704| 評論: 0|來自: 乙未光畫志

摘要: 一個看得見的人,可能都比蔡聰更在乎被他人評判這件事情。但蔡聰看上去完全不在乎。他可以不用盲杖,嫻熟地從辦公室的這一間穿過彎曲的走廊走到另一間,再拿起鑰匙打開錄音棚的環形鎖。他很愛笑。接受采訪時,他的雙 ...

一個看得見的人,可能都比蔡聰更在乎被他人評判這件事情。

但蔡聰看上去完全不在乎。他可以不用盲杖,嫻熟地從辦公室的這一間穿過彎曲的走廊走到另一間,再拿起鑰匙打開錄音棚的環形鎖。他很愛笑。接受采訪時,他的雙手自然地疊在一起,時而手指顫動,時而比出適時的手勢來。在提及那只不太能靈活轉動的義眼的時候,也毫不避諱。“你不用有任何顧慮”,他說。好像多慮的反而是坐在他對面的我。

蔡聰的聲音很活潑,他也很愛笑。(攝影:蔡星卓)

1995年是蔡聰的生活產生巨大變化的一年。那年他虛歲十歲。蔡聰家旁邊的農藥廠是市里的支柱產業,到了春天,排污導致的空氣問題讓蔡聰的眼睛又紅又癢。被醫院診斷為結膜炎后,他開始使用帶有副作用的激素類藥物“地塞敏松”。依靠現在的回憶,以及后來從幾個盲人朋友那里得到的證實,也許正是這個藥,使他的視力漸弱,最終演變成嚴重的青光眼和視神經萎縮。

要怎么形容蔡聰眼中的世界呢?也并不是完全黑暗的。2013年,他將右眼眼球摘除,換上義眼。不到0.01視力的左眼,還可以依稀分辨出較強光線下對比度較高的模糊的影子。他仍做夢。許多年過去了,他仍會夢到回到了鄉下爺爺奶奶住的房子,在房后的那片竹林里玩耍。“在夢里,我會覺得還能看見,但其實我的腦海里已經構建不起那種‘看得見’的感覺了。”硬要他描述的話,那片竹林的“樣貌”,大概來自一種由嗅覺、聽覺、對人和空間環境的熟悉程度所組成的“通感”之中。

紅色與三角形

聽蔡聰講對一些概念的理解和闡釋是必要的。或者,去詢問任何一位視障人士,那些對于非視力障礙的人來說最基本和習以為常的概念,可能都會有完全不同的一種描述和闡釋。

兩個世界的現實鴻溝也許是個不需過多探討,但總是被忽略的事實。譬如非視力障礙的人們總是形容視障人群“生活在黑暗里”,但事實上先天性失明的人并沒有“黑暗”的概念,與之對應的“光明”也無從體會。顏色是另一種似乎無法被完全理解的事物——在視障人群的世界里,黑與白的區分失去了意義。

蔡聰的手看起來很柔軟。依靠這雙手,他得以通過觸摸來認識事物,以及拍照。(攝影:蔡星卓)

但這并不妨礙他們有自己的觀點。蔡聰在“1+1殘障人公益集團”的視障同事曾提到,當人們談到紅色時,他腦海中出現的是三角形,可能是“因為人們老說紅色是熱烈的”,而在他看來,三角形的尖銳可以回應這種熱烈。這在蔡聰的解釋中,是“他們會有自己特別有意思的想法”,并且,“不同的盲人,可能因為他自己生長的家庭環境、文化環境不同,想的都不一樣”。

界面影像:有很多概念想請你形容一下,因為感覺應該是和我的理解很不同。比如,你怎么理解真實?

蔡聰:對,因為其實我們兩個人完全是兩種概念體系。

對于真實這種東西,我覺得探討盲人是很有趣的,因為可以讓大家反過來思考什么是真實。相機拍下來的是真實,我們人眼看到的也是真實,但是這兩種是不一樣的真實。

國外有相關的研究,比如說相機就是客觀的記錄,像素點的拼湊。但就人眼來說,我看到面前的你也是真實存在的,但是我看到的你的樣子絕對不是這種相片上的像素拼出來的完整的細節。可能在我腦海里面,是看到了你的眼睛,或你的某一部分。我們看到的是這樣的一種真實。以前講世界是物質的、客觀的,現在好像整個哲學領域越來越往主觀唯心的角度來轉移。

其實盲人沒有了視覺這種感官,有時可能反而會更加從自己的主觀出發,看到他們看到的那種真實。到底什么是真實? 我覺得其實盲人看不見,但是他感受到的這個世界,他觸摸到的這個世界,就是實實在在的真實。但是如果有一天,讓一個先天性的盲人突然能看見了,反而這個世界會變得不真實。

《起點與終點》(攝影:蔡聰(低視力))

界面影像:那你怎么理解記憶?

蔡聰:兩種吧。一種是關于“我為什么是我”這件事情。記得好像是奇葩說第三季,關于你愛上一個人工智能算不算愛情的那一期,里面就討論到一個很重要的點,我為什么是我。這個獨特的我自己,其實是因為我過往的這一系列的記憶。如果記憶沒了,重新刷新一下的話,即使你還是這個身體,你已經不是你了。所以我覺得記憶對我自己來說是存在的依托。再者,可能對于別人、身邊的人來說,記憶就是我們彼此之間的連接的點。可能這是我對記憶的理解。

界面影像:接下來的這個問題我也不知道問你合不合適,或許應該問先天失明的人......你怎么理解圖像和畫面?比如如果照片是二維的,那怎么理解空間呢?

蔡聰:如果是有過視覺經驗的后天失明的人,其實他能理解三維、二維以及透視。但是先天的視障人士,尤其是在我們國家現行的教育體制下面,很多沒有接受過這種知識的補充。所以我們在培訓里面會去透過一些類比的方式,讓他學會理解。 比如,我們會用類似于花灑的原理讓他去體驗,告訴他空間的這種擴散。我們“盲人摸象”這個成語講了幾千年,大家從來都沒有想過怎么從教育的角度解決這個問題。盲人因為沒有視覺經驗,所以要幫他去建立(空間概念)。

界面影像:可不可以理解為,盲人沒有辦法理解什么是觀看?因為他們沒有觀看的概念。

蔡聰:其實是沒有的。不過雖然沒有觀看的概念,但是可能有觀看的社會需求,這是兩件事情。比如如果辦一個攝影展,可能他的審美需求以及社會需求跟非視力障礙的人是不一樣的。所以狹義地看,還是廣義地看,這是兩個概念。但我們現在通常會試圖去讓他盡可能做到狹義的“能看見”這件事情。譬如,我們國內有一個項目叫給盲人講電影,經常是把一群盲人聚集到一起,然后放一部電影,找人坐在旁邊,給盲人們講畫面上出現了什么。

做這件事情的志愿者可能覺得,他們幫盲人彌補了人生的缺陷。我自己是很反對這件事情的。但是盲人有沒有看電影的需求?有。看電影這件事情,除了最基本的生理上的觀看需求,在現代社會還承載了很多其他的需求。給盲人說電影這件事情,沒有真正理解盲人作為一個社會人,在這個層面上需要的是什么,反而還是從生理的角度上,幫他在彌補“人生的缺陷”。但是這種缺陷,實話說是彌補不了的,也不需要被彌補。會有這種沖突在里面。

《合影》(攝影:李彥雙(低視力))“盲”區

坦誠地說,蔡聰不是不會羨慕能看見的人。這樣的羨慕,在他的形容里,“就跟人們有時候會羨慕有錢人是一樣的”。但這并不會對他構成困擾的情感,著實困擾了絕大部分的視障人士。在這方面,“可能先天(視障)的還好一點,后天的會更嚴重,因為他們生理上看到過,而且從一種狀態進入另一種狀態的過程中缺乏支持”。就像掉落到愛斯基摩人的部落中去一樣,視覺“語言”不通的人,也很難在無助中接受自己的境況。

看見是重要的,看見才是正常的,這是由多數非視力障礙的人構成的世界中,早已無可動搖的隱性價值觀。也因此,看不見這件事情,成為了許多視障人士心中一個過不去的坎。“我們已經長期地、根深蒂固地對看不見這件事情形成了偏見,認為它是悲劇和缺陷,并且讓我們的人生失去希望。”

與此同時,當視覺元素剝離了視覺本身的觀感體驗,它的社會意義就更加明顯。“有時候你不得不承認,人是會受到社會的影響的,盲人群體受到的影響會更大,而且主要是被視覺影響。”在做性教育相關的研究時,蔡聰會遇到青春期的盲人群體中自我性別的內外統一問題。“比如一個盲人女孩,她會從文學作品里面看到,說穿裙子是純潔的,白色是純潔的,然后她就會試圖去符合這種視覺世界的建構。”而對青春期的盲人男孩來說,則涉及到視障男性陽剛化的困境。“社會認為男性要陽剛才是美麗的。怎么去表現陽剛呢?你要給別人看到,對吧?比如說被看到運動的肌肉、汗水等。而且是要透過別人的反饋。”于是,就有盲人男孩刻意壓低自己說話的聲音,或是在住宿的盲人學校里故意裸著上半身,讓別人撞到他。

而在蔡聰眼中,殘障只是一個特點,“真正讓我們遇到問題的是社會中的障礙”,這其中包括并不完善的公共設施,以及針對殘障人士自主生活能力的訓練,和學習與工作的機會等等。“我們只能透過社會的轉變,讓人們真正看到盲人們在這樣生活,并且越來越多的盲人這樣生活。很多頑固的人就是這么改變的。”

《看與被看》(攝影:傅高山)

界面影像:我一直有個困惑,為什么盲人總是會和推拿和按摩之類的職業有很緊密的聯系?

蔡聰:這也是基于我們對殘障的認知慢慢固化下來的。我們人類對事物的認知,跟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還是有一定關系的。 比如說講女權主義,這里面也有一派的觀點是,之所以女性平等的機會到來,是因為20世紀初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勞動力不夠了,他們必須要找到一個新的理論,讓女性也能來生產,才有了這樣的機會。殘障其實是一樣的。

古代時,人類解釋不了(視障)的時候,便充滿了迷信,一方面覺得盲人是不是上天的懲罰或者使者,另一方面是現實生活中他們確實做不了很多事。后來到了農耕文明社會,就出現了宗族、部落,生產力提升了。這些人從原始社會走過來,習慣了盲人什么都干不了,但是至少可以養著他們了。到了后來的工業化社會,科學、醫學發展,人們開始發現他們當中有一些人能治好。然后開始有了生產線,生產線上有了標準,也開始思考每一個人的價值——他可能做不到一百(的程度),但是他可能能做七十、八十。盲人能做什么?做不用眼睛看的事情,那是什么呢?在中國,人們就想到了推拿,因為這畢竟跟傳統的中醫還是有一定的關系。所以1955年我們國家開始辦第一個盲人培訓班的時候,當時其實是開了五個專業,我記得是農業、工業、編織、音樂和推拿,然后慢慢發現還是按摩最適合他們,就這樣又走向了一個新的固化。

界面影像:所以在視障群體里做推拿、按摩的比例有多少?

蔡聰:其實也不是很多。 我們國家官方統計的數據,視力障礙人士有1800萬,其中處于就業年齡階段的保守來說也得有1000萬。然后我還看到過一個不算具體的數據,說我們在冊的盲人按摩師是12萬。這中間就有一個巨大的缺口。

剩下的人都在哪里?我們只能靠猜測。城市的話,我們認識不少關在家里的,農村的可能就在農村生活著,完全是靠自己。同時還有更大一批……我們有一個廣播節目,聽眾基本上都是農村的,他們真的是什么信息都沒有,每天最關心的就是政府什么時候能再給點錢,所以都是打電話來問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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